鴉片戰(zhàn)爭，西方列強用船堅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，赤裸裸地武裝侵略使中國迅即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。然而，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，有著自己長達數千年的文化傳統(tǒng)和倫理體系，要控制中國，單憑武裝侵略顯然是不夠的。西方侵略者清楚地意識到，要征服中國，武裝侵占的同時，必需配以文化的滲透。而出版書刊(還有報紙)、書刊印刷則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選擇。正如美國傳教士韋廉臣所說：凡欲影響這個帝國的人，必定要利用出版物。……只有等到我們把中國人的思想開放起來，我們才能最終對中國的開放感到滿意。一些西方傳教士，對在中國開醫(yī)院、辦學校，難以收到更快、更大的效果感到焦急，于是便集精力于書刊出版、書刊印刷，企圖以出版書刊為手段，來改變中國人的靈魂，征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?？梢?，出版書刊乃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需要。正是出于這種需要，在鴉片戰(zhàn)爭后，西方傳教士才潮水般的涌入中國。他們以上海為中心，深入全國各地，到處印刷出版以傳教為主的各種報紙和書刊。客觀上，促進了近代書刊印刷業(yè)的發(fā)展 ，加快了西學東漸的進程。

需要著重指出的是，這次以西學東漸為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大融合，與漢代開始的佛教的傳入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。佛教的傳入是一次輸出與輸入雙方平等而自然的過程；而中國近代史上西方文化的傳入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強制進行的。這是由這次文化輸入的侵略性所決定的。全國各地屢屢發(fā)生的教案為此提供了足夠的證據。

本書源頭篇，對印刷術起源與發(fā)展的前提條件之一的社會需求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。近代印刷術的傳入與發(fā)展也不例外。所異者，前者呈現(xiàn)地是漫長而自然的演變過程；而后者，中國社會因對比其傳統(tǒng)印刷更為先進的近代印刷知之甚少，起初還沒有表現(xiàn)出對它的興趣和要求，近代印刷的傳入和發(fā)展完全是因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需要急迫而強制進行的。急迫和強制勢必加速近代印刷工藝技術的傳入和演進過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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